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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八世纪到1945年社会科学的历史重建(一)

作者:浮云 整理:本网站论文网 录入时间:2011-12-13 23:31:43
   不妨把生活想象成一道巨大的难题,想象成一个方程式或一组部分地相互依存、部分地相互独工的方程式……要知道,这些方程式都十分复杂,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惊奇,而我们时常都不能求得它们的“根”。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
    我们能够对人类的本性、人类彼此之间的关系、人类与各种精神力量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创造并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制度进行理智的反思,这一想法至少同有记载的历史一样古老。普通的宗教文献探讨这类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文献同样也探讨这类问题。除此而外、还有各种世代相沿的口传智慧,它们往往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获得书面定型。这些智慧果实要么以启示的形式呈现出来,要么就是对某些永恒真理所作的理性演绎。尽管如此.毫无疑问的是,其中仍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世界上的这一或那一地区的丰富而漫长的人类生活经验中归纳筛选出来的。
    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科学正是这种智慧的后裔,不过它乃是一个关系疏远的后裔,或许经常还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后裔,因为社会科学有意识地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那就是去追寻超越于任何公认的或演绎的智慧之上的真理。社会科学是近代世界的一项大业,其根源在于,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这一努力自十六世纪以来逐渐地趋于成熟,并且成为近代世界定构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方面。这种知识被你为scientia,意为“知识”。当然,从语源学上讲,哲学的本义也是“知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爱知”。
    几个世纪以来,所谓经典的科学观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它基于两个前提,一个是牛顿模式,认定有一种对称格局存乎过去与未来之间,这是一种准神学的视界:如同上帝一样,我们也能够达致确实性;既然万物共存于永恒的现在,因此我们不必区分过去和未来。第二个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它假定自然与人类、物质与精神、物理世界与社会/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看根本的差异。托马斯·胡克(Thomas Hooke)曾于1663年为皇家学会草拟丁一份章程,他为该学会确立的宗旨就是“通过实验手段增益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他还补充了一句话,强调皇家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这些章程业已体现出,认识方式分化成了斯诺C.P.Snow)后来所说的“两种文化”(two cuLtures)。
    科学开始被界定为对于超越时空、水远正确的普遍自然法则的追寻。亚历山大.柯伊雷在梳理了白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欧洲人空词概念的转变后指出:
    新手宙论所设定的无限宇宙在空间广延和时间绵延两方面都是无限的,其间永恒的物质依照水垣而必然的法则无止境、无目标地运动着。这个无限宇宙秉承了神的一切本体论属性,不过也仅仅秉承了这样一些属性,其余的都被远遁的上帝随携而去了。
    自然,远遁的上帝的其他属性包括基督教世界所尊崇的种种道德价值,如爱、谦卑和仁慈。在此,柯伊雷对于取代它们的那些价值未置一言但我们知道,远遁的上帝所留下的并不完全是一个道德真空。如果说天空被推展列极限以外,人类的野心又何尝不是如此。进步成为一个操作性的语汇,它现在被赋子了一种新近获得的对于无限性的意识,并且随着物质成就的不断取得而大大强化了。
    柯伊雷所说的“世界”并不是指地球,而是指宇宙。的确,可以认为,在同一时朗,西方世界对于地球空间的感性认识正发生一个逆向的转折,人们开始意识到地球空间的有限性。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伴随着横越地球的探险航行,地球才逐渐地围绕着它的球形结构收拢。诚然,这个球体的圆周比哥仑布所想象的要大得多,然而它却是有限的。通过对地球资源的利用,并且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同一些探险航行还进一步开拓了商业通道,结果造成劳动分工的扩大,而在以后的岁月里.社会距离和时间距离都将随之而不断地缩小。
    然而,地球的这种有限性不是,至少直到最近为止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尽管无限进步的理想和景观要以时空的无限性作为支撑,但是.能否通过技术上的进展在人类事物中不断地臻于进步,那要取决于能否认识相探索世界.取决于是否在某些关键的方面(尤其是在认识论和地理学方面)对世界的有限性怀有信心。的确,按照当时的一般假定,我们若欲取得进步,就必得彻底消除我们作为发现者所受到的一切阻碍和限制,使自己能够自由地去揭示各种内在的秘密,发掘可触及的世界里的各种资源。迄至二十世纪,地球空间的有限性似乎主要地有助于推动西方人按照进步的要求去从事探险和开发活动.赋予他们的统治欲望以切实的可行性。在二十世纪,随着地球的空间炬离缩小到一个似乎带有束缚性的水平上,地球空间的有限性甚至可以用来提供一个新的刺激,促使人们把探索的触角日益广远地向上向外伸张,从而更进—步地扩大统治的范围。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和过去的栖身之所看上去与其说像一个根据地,倒不如说像一座发射场,从这里,我们这些掌握了科学的男人(以及少数几个女性)可以拔地而起,在太空中翱翔,确立自己对越来越广大的宇宙一体性的支配地位。     进步和发现或许是此处的关键词,不过,为了获得一套完整的词汇,我们还需要另外再加进几个词,如科学、统一性、单纯性、支配甚至“宇宙“。十七、十八世纪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主要衍生于天体力学的研究。起初,当人们试图确立对于自然法则的科学探索的合法性和优先性时.他们井未将科学和哲学加以区分,即使是在对这两个领域进行区分时,他们也把两音看成是共同探寻世俗真理的同盟。     然而,随着实验性、经验性研究对于科学观界的重要性日益加强,哲学在自然科学家的眼里也日益成为神学的替代物,同样因其先验的真理断言不可验证而备受责难。早在十九世纪初期以前,两个知识领域的分化业已失去了它们原先作为两个“独立而平等的”领域的意义.而开始着上一层等级的色彩,至少在自然科学家眼里是如此:一方是具有确实性的知识(科学),另一方是想象性的、甚至虚假的知识(非科学的知识)。到十九世纪初,科学终于大获全胜,其独尊地位在语言上得到反映、人们把不带限定性形容词的“科学”一语主要地(而且经常是唯一地)与自然科学等同了起来。迄今为止,自然科学一直都在竭力地为自身争取与另一种称为哲学的知识形式完全相异甚至截然对立的社会思想上的合法性,而上述事实则标志着自然科学的这种努力达到了顶点。
    科学,亦即自然科学的性质得到了清晰的界定,相形之下,与之对应约那种知识形式就不那么明确了,人们甚至在给它起一个什么名字上都从来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它有时被称为多文科(arts),有时被称为人文科学(humanities),有时被称为文学或美文学(belles—1ettres),有时被称为哲学(Philosophy),有时甚至被简单地称为“文化”,而在德文中则被称为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学)。这种知识形式的面目和重心可谓变化多端,缺乏内在的凝聚性,致使该领域的从业者无法就其学科的重要性向官方提出辩解,更无法纪成统——的联盟,因为他们似乎根本没有能力创造出任何“实际的”成果。围绕着何谓有效知识这—问题而展开的认识论较量,其焦点不再是谁有权来操纵有关自然界的知识(迄至十八世纪,自然科学家显然已经赢得了对这个领域的独占权),而是谁有权来操纵有关人类世界的知识。
    近代国家亟需更加精确的知识来作为制定决策的基础,这种需要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导致了——些新的知识门类的出现,只是它们的性质和范围还不十分明确。社会哲学家开始谈论“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欧洲的思想家们也开始认识到,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社会体制(“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波斯人?”),对其形态各异的待色应当加以解释。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大学(自十六世纪以来,它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濒于消亡的机构,这是由于它原先与教会的联系过于紧密的结果)在十八世纪晚期、十九世纪初期得到了复兴,成为创造知识的主要制度性场所。
    大学经历了一次复兴和改造。神学院变得无足轻重,有时甚至被完全取消了,或者被哲学院里的一个小小的宗教学系所取代。医学院保持了它原有的职能,继续成为一个特定专业的训练中心,而该专业现在已经完全被界定为一种应用型科学知识了。近代知识结构主要是在哲学院里(在较小的程度亡也在法学宪里)确立起来的。无论是文科领域的从业者,还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从业者都纷纷涌入哲学院,并在那里建立起多元化的自律学科结构。
    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多元学科的创立乃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并借助于这些技能去集中应对多种多样、各自独立的现实领域。这种合理的划分保证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具有思想上的创造性。自然科学早在大学复兴以前就已经确立了某种自律的制度形态,它之所以行动得较早,是因为它允诺能够创造出直接有用的实际成果,并以此为基础要求得到社会的和政治上的支持。在十七、十八世纪、各种皇家学院应运而生,拿破仑还设立了一些高等院校,这反映比当权者愿意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家或许根本不需要大学就可以从事自己的工作。
    因此.在整个十九吐纪,对大学的复兴贡献至巨者并非自然科学家,而是历史学家、古典学者和民族文学学者,他们将大学当作一种手段,以争取国家对其学术工作的支持。
    他们把自然科学家也吸引到发展迅速的大学结构中去,并从自然科学家积极的一面获益甚多。不过,由此却产生出这样一个后果:从那时起,大学就成了文科(人文科学)和理科(自然科学)之间持续紧张的主要场所;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现在被界定为两种完全不同、对有些人来说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认识方式。
    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英国和法国,正是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文化巨变迫使人们去澄清这场争论。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压力变得异常紧迫,并被赋予了一种合法性,光是提出一些有关社会生活的自然秩序的假设性理论,已经很难满足这种要求。许多人认为,解决办法在于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无疑他们希望通过这种途径把社会变革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当时,主权在“民”正迅速地成为一项通则,社会变革似乎已是大势所趋。然而,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出了深刻的社会需求。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更进一步的结论:要想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秩序,社会科学就必须越精确(或越“具有实证性”)越好。抱着这样的宗旨、十九世纪上半叶许多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者(尤其是英法两国的)转向牛顿物理学.将其作为效法的楷模。
    另外一些人则更多地致力于为那些经历了社会解体或正面临类似威胁的国家重建社会一体性。他们将已有的民族历史叙述加以详尽的发挥,希望借此为新兴的或潜在的主权国家提供坚实的基础。不过,这些历史叙述的主人公不再是王公贵族,而是“民族”。历史被重新表述为geschichte,即过去发生的事情,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据认为,通过这种重新表述,历史就被赋予了一种完美的可信性。历史不再是为帝王作辩护的圣徒式传记,而是有关过去的真实故事,它解释现在,并为未来提供明智选择的基础。这种基于经验性档案研究的文学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反对“思辨”和“演绎”(据说只有纯粹的“哲学“才使用这类方法)。然而,正因为这种史学深切地关注民族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与任何其他的故事有着经验上的差异、因此它使对新兴“社会科学”的倡导者所做的概括工作(即建立社会普通法则的工作)持一种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
    在整个十九世纪,各门学科呈扇形扩散开来,其所秉持的认识论立场互不相同。一端首先是数学,其次是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它们按照一种逐次递降的决定论排序: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或文学艺术),其中哲学的地位最高(它作为—种非经验的活动依附于数学),然后是对于形式艺术实践(包括文学、绘画和雕塑、音乐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时常接近于史学,如艺术史。
   介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是对于社会现实的研究.其中历史(研究个别事件的)接近于文学艺术,事实上,它经常都是后者的一部分,而社会科学(研究普遍规律的)则接近于自然科学。知识日益僵硬地分化成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在认识论上的侧重点被此不同.于是研究社会现实的学者往往不知不觉地陷于两者的中间,在这些认识论问题上歧见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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