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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

作者:来来来 整理:本网站论文网 录入时间:2011-12-13 23:06:56
孙中山晚年多次讲到欧美比我们好的是科学,是物质文明,而政治哲学、道德文明是远不及我们的。因而,他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演讲中,提出要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恢复我一切国粹”,以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地位”(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1~254页。)。孙中山的这一表述,颇为中外学者关注,并引发近年来大家对其晚年文化思想的讨论(注:有关讨论请参阅岛田虔次教授《关于孙中山宣扬儒教的动机论》;李侃教授《孙中山与传统儒学》;张岂之教授《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章开沅教授《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上四文均见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唐文权教授《关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向传统政治文化归拢趋向的若干考查》(《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段云章教授《孙中山晚年识量的几点探测——以〈建国方略〉、〈三民主义〉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文集》第10~11集);姜义华教授《论孙中山晚年对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与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褒扬》(《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赵春晨教授《从三民主义演讲看孙中山晚年的文化取向》(《学术研究》1996年第2期)、《再论孙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孙占元教授《孙中山与中国传统文化》(张磊主编《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下册,人民出版杜1999版)。)。笔者不揣谫陋,拟从孙中山的“国粹”观入手,就其晚年的文化取向作些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一
  “国粹”是日本明治时代新创的语汇,译自英语"Nationality",意谓“民族性”、“民族精神”或“民族精华”(注:Martin  Bernal著、刘静贞译:《刘师培与国粹运动》,载《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94~95页。)。黄节在《国粹学社发起辞》中说:“国粹,日本之名辞也。吾国言之,其名辞已非国粹也”(注:黄节:《国粹学社发起辞》,《政艺通报》1904年第1号。)。中国人最早接触国粹思想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1901年9月梁启超在《中国
         ×        ×        ×是他一再强调的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
  孙中山认为,“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武力的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要使国家和民族长治久安,就需要有好道德。他以中国历史为例,总结经验教训,说“因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很明显,他将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作为恢复民族固有地位的前提。
  什么是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呢?孙中山认为,首先是忠孝,其次是仁爱,再次是信义,最后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
  孙中山对忠字作了新解释,剔除传统的忠君内容,注入新的民主观念。他说:“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他严肃批评那种认为推翻了帝制便可不讲忠字的观点,强调:“在我们民国之内,照道理讲,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
  中国古代以孝行为道德的根源,“百善孝为先”。孝顺是儒家伦理中最重要的德性。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注:《孝经·开宗明义章》。)。《孝经》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土、庶人的孝行都有规定,孙中山对此特别推崇。他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既然忠孝的观念尚有如此的价值,提倡它也就成为必要。孙中山认为,“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
  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是以仁为枢纽的德性伦理。孙中山认为,“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说中国“古时在政治一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用爱字去包括。”中西交通之后,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开办医院,做了一些慈善工作。孙中山认为这些也是实行仁爱,但他批评那种认为中国人讲仁爱不如外国人的观点,认为“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245页。)。
  讲信修睦是《礼记·礼运》篇中大同理想的道德境界之一。孙中山指出:“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页。)。他以商业贸易为例,说中国人谈交易,彼此间不需要订立契约,只要口头上谈妥了,便有很大的信用。“所以外国在中国内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赞美中国人,说中国人讲一句话比外国人立了合同的,还要守信用得多”(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页。)。“至于讲到义字,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因此,“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246页。)。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孙中山说:“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6页。)。“爱和平就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道德,中国人才是世界上最爱和平的人”(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页。)。他在1904年8月31日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中,对所谓的“黄祸论”作了回击:“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1页、第253页。)。他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演讲中得出结论说:“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页。)。
  孙中山认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中国的旧道德,是我们民族“固有的精神”。这些自然是应该恢复的。除此以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所谓智能,在孙中山眼里就是知识和能力。他指出:“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识也应该唤醒它。中国有什么固有的知识呢?就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页。)。他指出中国政治落后是因为受外国的政治经济压迫,而推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中国人不讲修身。“不知道中国从前讲修身,推到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是很精密的知识,是一贯的道理。像这样很精密的知识和一贯的道理,都是中国所固有的。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9~250页。)。告诫国人要注意自身的修养。
  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对儒家那套修齐治平的理论虽十分推崇,但也主张向西方学习。他说:“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231页。)。他强调指出,在恢复了我国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但是,我们能否把欧美的长处学到手呢?他对此充满信心。说“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学外国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学得到”(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1页。)。
  孙中山认为,“我们除了知识之外,还有固有的能力”。他列举了中国古代指南针、黑火药、印刷术、丝织品、瓷器、茶叶和建筑技术方面的拱门、吊桥等发明创造,来说明“中国古时不是没有能力的,因为后来失了那种能力,所以我们民族的地位也逐渐退化。现在要恢复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0~251页。)。
  孙中山是一位胸怀大志、放眼世界的革命家,他既立足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又不忘记中国对于世界人类应尽的责任。他提醒国人:“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要济弱扶倾”,“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3页。)。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演讲中所说的“国粹”,指的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固有道德指的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观念;固有知识指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也就是《礼记·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人生信条;固有能力指的是我国古代人民的发明创造能力,如指南针、黑火药、印刷术、丝织品、瓷器、茶叶和建筑技术方面的拱门、吊桥等。
  浏览孙中山的全部著述,他心目中的“国粹”远不止这些。如对中国的语言文字,他就曾一再予以肯定。武昌起义后,他在欧洲发表演说,说革命后将组织联邦共和政体,“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汉文每字一义,至为简洁,亦当保存;惟于科学研究须另有一种文字以为补助,则采用英文足矣”(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0页。)。在1919年出版的《孙文学说(卷一·行易知难)》中,他严厉批评那种认为中国文化一无是处,连语言文字都要废除的民族虚无主义情绪。说废除中国文字,何由得古代思想而研究之?“抑自人类有史以来,能纪四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惟中国文字所独有;则在学者正当宝贵此资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注: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0页。)。此外,中国的诗词、饮食、烹调等,都是他心目中的“国粹”。
  他对《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所描绘的大同世界更是十分向往,认为那是“人类宝筏,政治极则”,是“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据刘望龄教授遗著《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统计,该书辑得有受主姓氏的“天下为公”字幅39件,加上字异义同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天下”、“世界大同”、“共进大同”等36件,共计75件,占整个辑获量的16%,是赠人最多的(注:刘望龄辑注:《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921年12月10日,他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讲革命军人应具有仁、智、勇的道德。因此,大同观念和仁智勇的道德,理所当然也属“国粹”。
  他主张用中国传统的考试制度、纠察制度“济欧美法律、政治之穷”,“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注: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页。)。由此看来,考试制度、监察(纠察)制度,也可称为“国粹”。
  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讲演中,他说为了改变当时中国一片散沙的局面,就必须利用中国根深蒂固的宗族主义和家乡观念做基础,由宗族扩充到国族,由家乡扩充到国家,以恢复民族主义。在他看来,“若是拿这两种好观念做基础,很可以把全国的人都联络起来”(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7~239页。)。宗族主义和家乡观念也应属于“国粹”。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曾说过“革命”“共和”“平等”“自由”“民权”等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不过被后人遗失了。现在我们要推翻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共和的民主国家,就是要恢复这些固有的思想观念。如此看来,孙中山虽然没有对“国粹”下一个定义,但综观他的全部著述,其“国粹”观是相当广泛的,指的是一切传统民族文化的精华,一切符合民主革命事业需要和时代发展要求的思想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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