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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读者意识(一)

作者:神马 整理:本网站论文网 录入时间:2011-12-13 23:07:54

无论是就文学活动的功能属性还是其存在系统而言,读者也就是文学作品的接受与消费主体都有其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和研究价值。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对文学的上层建设性质和意识形态本性注目较多,而对文学活动存在系统及各个环节的研究则很不够,对读者接受问题的研究尤其薄弱。相对于对社会生活和作家的高度重视而言,读者问题在我们以往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并没有构成一个具有理论生成性的重要维度。这与以人民为历史活动主体和社会发展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文学发展方向和宗旨极不相称,同时也与当代文学活动由生产占主导向消费占主导的基本生态格局的演进不相符合。因此,立足于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发展的新现实、新境况,确立读者意识,研究读者问题,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读者理论,既是文论研究对时代情势现实要求的呼应,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需要。

 

二、读者理论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读者问题之得到重视,始于接受美学等当代理论学派的兴起。从传统上来看,西方文学理论的主流形态长期以来关注的一直都是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古希腊时期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从不同角度阐发的文艺幕仿说,文艺复兴时期由达·芬奇和莎士比亚等人宣扬的文艺镜子说,以及19世纪以来与现实主义创作相表里的各种再现理论都是其典型的代表。近代以来,伴随着人本主义精神价值的崛起,特别是各种感伤主义、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泛滥,注重作家主观心理世界之展露的表现理论又异军突出。至19世纪中叶之后,在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强劲影响之下,无论是取得学科地位的文学史研究,还是一般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对文学与其外部因素的关系做因果式的研究也就是韦勒克所谓“文学的外部研究”,均成为文学研究的常态和主流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在20世纪上半叶受到了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等新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流派的挑战和冲击。基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及其他人文科学理论的影响,这些新的文学理论流派反对实证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将关注的目光从社会和作者转向了文学本身,提出了各种被称为“自治”理论的文学主张,并深入到文学系统内部研究文学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及内在的形式结构,探讨文学之为文学的内在构成规律和秩序,形成了艾布拉姆斯所说的“客体化走向”,即“在原则上把艺术品从所有这些外界参照物中孤立出来看待,把它当作一个内部各部分按其内在联系而构成的自足体来分析,并只根据作品存在方式的内在标准来评判它”。[①]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虽然在追求文学性的自律化建构中为文学理论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但这种理论倾向同样也是偏颇的,它不仅割裂了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也断绝了文学作品与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不能使我们对文学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功能问题有正确的认识,甚至也不能使我们对文学的存在本身形成科学的解释。因之,在反思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利弊得失的基础上,20世纪中叶之后的西方文学理论又进一步转向了文学活动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关系上来,转向文学活动系统中接受与影响问题的研究上来,而读者问题的研究则成为新一轮文学理论转向的重心和突破口。

实际上,早在形式主义理论批评大行其道的20世纪上半叶,读者问题即已进入许多文学理论学派的视野。1930年代,现象学文论家茵伽登就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指出,文学作品是一种图式化的构造,它永远不可能通过有限的词句把某个对象的无限丰富的性质完全表现出来,其中包含了许多“空白”和“未定点”,有待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加以填充和具体化。因此,未经阅读的作品只是“潜在的存在”或“可能的存在”,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具体的存在。40年代,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又证明,文学活动是一个开放的流动过程,它始于作者的创作,终于读者的接受。作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读者创造文学对象的,文学作品这个既是具体的又是想象出来的对象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之下才能出现。“既然创造只能在阅读中得到完成,既然艺术家必须委托另一个人来完成他开始做的事情,既然他只有通过读者的意识才能体会到他对于自己的作品而言是最主要的,因此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读者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②]由此可见,阅读过程中的读者意识对于再度呈现由作者的写作隐含在文字中的东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样一来,读者及其阅读活动在文学中就具有了至为重要的本体论地位。60年代以后,解释学文论和接受美学进一步确立了从读者理解与接受的角度研究文学的方法或范式。伽达默尔从其解释学哲学出发,认为艺术作品不是一个摆在那里以供科学认知的对象,它存在于意义的显现和理解活动之中。在文学理解活动中,读者不是被动地接受外在于己的作品,而总是带着由整体的历史传统内化而成的“前见”参与其中。不同的“前见”意味着不同的视野,理解活动从而正是理解者视野与被理解者视野的融合过程,不同视野的融合过程便形成了作品的效果历史。因此,文学作品的存在展示为向未来的理解无限开放的效果史,而读者的理解则是作品历史性存在的关键。以伽达默尔的“视野融合”和“效果史”理论为基础,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姚斯进一步借助“期待视野”的概念,阐明了作品的理解过程即是读者的期待视野对象化的过程,而文学作品的存在史也就是作品与读者的接受相互作用的历史,文学史不是别的,就是作品的接受史,实际上也就是读者期待视野的构成、作用及变化史,读者是文学史不可或缺的构成维度。另一位接受美学代表人物伊瑟尔则在改造现象学文论家茵伽登的作品存在论和伽达默尔的视野融合理论基础上,借助于“文本的召唤结构”和“文本的隐含读者”等术语,从“效应研究”的角度阐明了文学作品是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一种动态交流形式,进一步揭示了读者在文学作品生成中的创造性作用。解释学文论和接受美学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强力冲击,使西方文论实现了从以往的“作者中心”和“作品中心”向“读者中心”的现代转向。接受美学之后,英美的读者反应批评进一步强化了读者对于文学活动的重要性,认为本文、意义、文学这些基本概念都不是外在的客体,而只存在于读者的心目之中,是读者经验的产物,读者被极端化地推崇为文学意义和价值的唯一创造者。在对读者的主观反应经验的一味神化之中,读者反应批评彻底解构了本文的客观性存在,打破了伊瑟尔等接受美学家谨慎地维持着的文本与读者的动态交流关系,读者的主观反应成了文学存在的唯一根据。

    与西方文论的发展历程相似,我国现当代文论由于深受近代以来的认识论哲学和政治现实的规约和囿限,在长期的发展中特别注重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特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因而便自然而然地重视文学活动系统中的创作或生产,相对来说对于文学活动中的接受或消费,对于文学接受或消费的主体——读者则比较忽视。尽管一般的文学理论研究也涉及读者的阅读和接受问题,但作者的创作及其成果——文学作品总是第一位的,是基础和前提,阅读和接受则是第二位的,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体现在文学理论教科书的编撰中,读者及其阅读和接受问题并没有作为具有构成性和生长性的理论概念和范畴被提出来并加以深入研究,而只是一般性地涉及到阅读和接受中的欣赏和批评及其关系问题。这种状况,只是随着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接受美学以及与接受美学相关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诸流派如现象学文论、存在主义文论、解释学文论和读者反应批评等的介绍和引进,才逐渐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接受美学以及与其相关的读者理论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着文艺学方法论探寻热潮传入中国的,其引进和传播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是学派名称和基本观点的引进介绍期。1983年,冯汉津翻译了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名誉教授梅雷加利刊载于法国《比较文学杂志》1980年第2期上的《论文学接收》一文,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3期和同年6月的《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上,首次向大陆学界介绍了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德国“康斯坦茨学派”的接受美学运动及其基本理论观点,文后的“译者附记”还对这种“新理论”的价值和不足之处做了简要的点评和分析。这之后,1983年末到1984年,张黎分别在《文学评论》1983年第6期和《百科知识》1984年9月号上撰写了《关于接受美学的笔记》和《接受美学——一种新兴的文学研究方法》两篇文章,不仅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接受美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和主要内容,而且在介绍以姚斯为代表的联邦德国的接受美学思想的同时,还介绍了以瑙曼为首的民主德国学者和梅拉赫等原苏联学者的某些相关观点。1984年3月,张隆溪在《读书》上发表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阐述学与接受美学》一文,进一步介绍了解释学、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三派注重读者问题的西方理论,并联系中国古代的有关理论资料简论了知音难得和阐释差距的问题。从1985年到1987年,罗悌伦、章国锋、孙津、吴元迈等也分别在《当代文艺思潮》、《文学评论》、《光明日报》等报刊撰写了译介和评述文章,为接受美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是接受美学在中国的全面传播和相应理论研究深化期。首先是大规模的理论翻译工作。1987年,由周宁、金元浦翻译的《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作为“美学译文丛书”之一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内收接受美学创始人姚斯的代表作《走向接受美学》和美国学者霍拉勒全面介绍接受美学的导论性研究之作《接受理论》。这两部著作的翻译出版,使中文学界得以直接研读美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并对接受美学发生发展的理论渊源和理论流布,代表人物的基本思想以及在文论史上引发的范式革命和论争,有了总体性的了解。1989年,刘小枫选编的《接受美学译文集》和张廷琛选编的《接受理论》分别由三联书店和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年美国学者汤普金斯编的《读者反应批评》也经刘峰、袁宪军等人翻译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这几部选编本的出版,标志着接受美学理论文本的翻译工作在中国全面展开。进入90年代以后,姚斯的另一部代表作《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也翻译过来,先是由朱立元译出该书的前半部分,以《审美经验论》之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93年),不久由顾建光等人翻译的全译本也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97年)。接受美学的另一位创始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代表作《阅读活动》也经由不同译者的翻译,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时一些读者反应批评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如诺曼·霍兰德的《文学反应动力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斯坦利·费什的文集《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等也相继翻译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原民主德国以瑙曼为首的一些接受美学家的理论成果也由范大灿选编,于1997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以《作品、文学史与读者》为题结集出版。瑙曼等人把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学说引入文学理论来研究读者问题,在接受理论研究中独树一帜,别开生面。这些新的译著活动,使接受美学的基本理论及其最新发展在我国得到全面传播[③],同时也为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保证和理论参照。

    伴随着接受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中国学界也相应展开了对接受理论的研究和对读者问题的自主理论探索。这些研究和探索概而论之,可分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于欧美的接受理论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从早期的观点介绍期就已开始了,迄今为止,除大量的单篇论文之外,还出现了多部系统性的研究专著,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朱立元的《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④]和金元浦的《读者反应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这两部著作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都没有仅仅局限于康斯坦茨学派的接受美学,都涉及到了接受理论的理论渊源与其不同阶段、不同国度的发展,而且都具有条陈缕析、述评结合的理论特点,不过在结构方式和著述着眼点上则各具用心,各有千秋。朱著除导论对接受美学的诞生及其发展进行了概括的梳理与分析之外,着重从文学本体论、文学作品论、文学认识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价值论、文学效果论、文学批评论、文学历史观诸方面对接受理论做全面、系统的研究,意图“吸收、综合接受美学各派的合理因素和独创成果,结合中国文学、美学的历史与现状,从‘读者接受’这一特定角度切入,对相关的重要课题作出与传统美学不同的思考与回答,初步建立一个有自己内在逻辑联系的、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美学分支学科——接受美学——的理论框架”。[⑤]而金著在结构上大致按理论流变的时间顺序和国别分为三编,上编侧重论述康斯坦茨学派接受美学诞生与发展的理论背景、渊源与理论主张,中编论述读者反应批评的诞生语境、理论流变和代表性理论家的理论观点,下编论述接受反应文论与新历史主义的合流及其中国化的历程与途径等问题,而切入点则是当代解释学的“语言论转向”和文论研究的范式转换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独特理论价值,力求“将接受反应文论放到当代对话交流理论的更深层次上加以理解并努力实践,在中西汇通中形成我国当代批评的解释一接受理论话语及批评共同体”。[⑥]

    由朱立元和金元浦等人的接受美学研究可以看到,他们不是简单地把自己的研究定位于“我注六经”上,而是意图在我注六经的基础上最终达到“六经注我”——创造自己的理论话语和体系的目的,这就使他们的研究有了更高的旨趣。而这种旨趣正与接受理论研究中的第二种情况相契合——追求自己的理论创新,这主要包括借鉴接受理论中有价值的观点以支撑和充实自己的理论建构与提出并解决读者接受活动中的新问题以建构新的接受理论两个方面。就前一方面来说,王春元的《文学原理——作品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钱中文的《文学原理——发展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以及栾昌大的《艺术哲学——艺术的主体与客体》(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等,都做出了比较成功的努力。比如钱中文在《文学原理——发展论》中将文学接受理论作为文学本体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加以吸收,从而对阅读与文学价值的形成、创作主体的审美要求和读者期待与体裁的规范和反规范的关系等问题做出了不同于既往的精辟阐述,显示出了接受美学理论所具有的理论生成潜力。就后一方面来说,丁宁的《接受之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从接受美学与精神分析理论出发对艺术接受心理及其与文化惯例、文化机制关系的研究,谭学纯、唐跃、朱玲合著的《接受修辞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从语言学角度对文学的修辞接受的研究,金元浦的《文学解释学:文学的审美阐释和意义生成》(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和《文学阐读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等著从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角度对文学阅读规律的研究,以及王列生对文学接受能力的研究[⑦],何西来对文学鉴赏中的风格选择的研究[⑧],钱念孙从接受美学角度对文学民族性问题的新论[⑨],均显示出追求创新的理论意向,是接受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创获。

    中国接受理论研究中的第三种情况就是立足于当代有中国特色的接受理论的创造,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读者接受思想和相关资源的发掘与研究。接受理论的引入,开启了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中国古典诗文的虚灵特点和“诗无达诂”的认识,客观上要求着阅读者的积极介入,而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理论对“知音”的重视,对“兴趣”、“妙悟”、“玩味”等等的推崇更是强化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切致使中国古典批评理论与西方现代接受理论有了较多契合之处。吴奔星先生认为“中国虽无接受美学之名,早有接受美学之实”[⑩],这一判断可以说是许多学者的共识。基于这种共识,不仅许多古典文论界的研究者而且也有不少文学理论界的研究者,都力主在发掘中国古典批评理论源远流长的接受阐释学思想传统基础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接受阐释学。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许多研究者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富有见识的开拓与探索,不仅发表了大量研究性论文,还产生了多项系统性、富有总体理论建构特色的成果。如张思齐的《中国接受美学导论》(成都,巴蜀出版社,1989)、龙协涛的《文学读解与美的再创造》(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3)、加拿大籍华人叶嘉莹的《中国词学的现代观》(长沙,岳麓书社,1992)、陈文忠的《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以及邓新华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等。这些著作或侧重中国古代读者接受思想历史脉络的梳理和不同批评家理论建树的揭示,或侧重读者接受的基本规律的总结与相关问题的探讨,其意皆在中西思想的交流对话中发掘中国古代文学接受思想的现代价值,以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接受理论。

    西方文学接受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动力,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是,也不能不指出,20多年来,中国学界对接受理论的引进和接受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有两点极为突出:一是不加选择与批判地照单接受。不少理论研究者自然而然地全盘接受了接受理论的观点、主张和整体理论系统,以为如此即可实现自身理论话语和研究范式的彻底转换,没有或很少意识到早期的接受美学和稍后的读者反应批评过高地评价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甚至把读者视为文学唯一的上帝,一味地消解作家的存在和文本的客观性也有其理论上的片面性,同时也没有意识到即使是接受理论中富有创新价值的概念、范畴和理论观点与主张,也应根据中国当下的理论与批评的具体语境做本土化的转换与改造,没有意识到仅仅是认同和运用他人000000000的理论观点和话语并不能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论观点和话语,就像始终购买国外的专利在中国做来料加工的生产永远形不成自己的知识产权和企业品牌一样。不少的研究论著,只是现成地挪用西方接受理论的观点和主张,而缺乏真正的理论创新。二是想当然地认同了接受美学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不重视读者问题的指责。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姚斯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囿于文学反映理论而否定艺术形式的独立性,也忽略文学的历史性,从而对读者、听者、观点的接受因素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对待读者与对待作者毫无区别:它追究读者的社会地位,或力图在一个再现的社会结构中认识它。” [11]这种指责具体到某些个别的理论家身上看,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用来概括整个马克思主义美学,就不那么确切了。正如原东德学者瑙曼等人所已指出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不仅包含着丰富的读者接受思想,而且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真正科学的艺术接受理论。但是从国内对接受理论的接受状况来看,瑙曼等原东德学者的努力并未引起广泛的重视,许多接受理论的信奉者自觉不自学地认为只要简单地拿来现成的接受理论即可用以扩展现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版图,甚至可以整体地改造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面貌,没有想到从经典马克主义文论传统中寻求读者接受理论的建构资料,更较少想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出发来辩证地思考一下马克思主义的读者理论与接受美学的读者理论可能有的或应该有的差异,从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构起一个新的读者理论体系。这两个突出的问题,是中国的接受理论走向深入,特别是走向更高理论创新境界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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