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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农村社会资本的路径选择(一)

作者:浮云 整理:本网站论文网 录入时间:2011-12-13 23:13:00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与建立在以社会关系网络为载体的公民间的信任、互惠和合作等维度上的农村社会资本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新农村建设有利于重建农村社会资本,而农村社会资本的重建又可以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社会资本;路径选择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要求。从对国内外有关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梳理中,我们发现,体现在以社会关系网络为载体的公民间的信任、互惠和合作等维度上的社会资本与新农村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中国农村社会资本面临着匮乏的状况。为此,本文着重探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中,如何针对中国农村社会资本存量匮乏的状况重建农村社会资本的相关问题。

一、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的缘起

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洛瑞从社会结构资源对经济活动影响的角度出发,首次提出了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崭新的理论概念——社会资本。洛瑞虽然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但他并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因而也就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把它界定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或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1]布迪厄对社会资本概念作了社会学的解释,开创了社会学也能研究资本的先河,从而使社会学和经济学有了进行对话的可能。但是,这种解释仅仅将社会资本局限于网络这一种形式,缩小了社会资本这一范畴的理论内涵。在此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从学理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科尔曼从功能角度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资本是根据其功能定义的。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和其它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并非可以完全替代,只是对某些特殊的活动而言,它可以被替代。为某种行动提供便利条件的特定社会资本,对其他行动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之中。”[2]然而,科尔曼从功能的角度来界定社会资本,这如同用其结果给社会现象下定义一样,混淆了前项和后项。我们知道,不同的前项可能导致同样的结果,或者说,同样的前项在不同的条件下可能有不同的结果。不幸的是,许多研究者都错误地认为,社会资本可以从其结果来理解,或者认为社会资本总是导致“生产性”结果,即社会资本总是起积极作用,而忽略了社会资本也会带来“破坏性”结果,即社会资本也会带来负面影响。美国学者亚历山德罗·波茨正是持着对科尔曼的批判态度来界定社会资本的。他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3]正是由于侧重从网络的功能意义上界定社会资本的概念,波茨进而提出了消极的社会资本概念,他在总结这方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最近的研究至少已经指出了社会资本的四个消极后果:排斥圈外人;对团体内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以及用规范消除秀异。”[4]可见,提出消极社会资本的概念是波茨对社会资本理论的一大贡献。但波茨和科尔曼都没能把自我之间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作用恰当地表述为影响创造、维护和破坏社会资本的因素。而区分开自我实现其个人特征的重要性的力量和自我实现其网络地位的重要性,是十分重要的。美国社会学教授罗纳德·伯特在总结科尔曼、波茨等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它们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关系是社会资本……它是竞争成功的最后决定者。”[5]可见,伯特是从结构的观点来界定社会资本的,他注意到了自我凭借在网络中的地位拥有资源的能力。也就是说,他关注的是网络结构形成的过程及其分配结果,而不是组成网络的个体自我。
上述学者都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界定社会资本的,而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D·普特南(也有译作帕特南)是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政治学研究的第一人。普特南与同仁花了20年时间就社会资本问题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进行了调研,他在这项调研的基础上写成的《使民主运转起来》(1993)一书,则成为美国当年的最畅销书之一,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在这本书中,普特南是这样界定社会资本的——“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6]在此定义中,普特南强调的是集体行为或组织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重要性。对普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我们可以结合中国的现实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第三,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办成事情。
本文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存在于特定共同体之中的以信任、互惠、合作和规范为主要表征的参与网络。它具有社会结构资源的性质,其中信任、互惠和合作构成社会资本的三大基本要素。在中国,尤其是在农村社会,因血缘、地缘等因素而构成的关系网络,是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些参与网络体现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从而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普特南对社会资本的界定中我们不难看出,社会资本不仅具有经济学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政治学的意义。也就是说,社会资本不仅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政治稳定等现象。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社会资本这一理论范式引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中。社会资本这一范式可以帮助我们考量转型期政府的绩效、农村社区的效率与社会活力,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资本存量的现状分析

从上文有关社会资本概念的梳理中我们可以认为,社会资本特别是农村社会资本体现在以参与网络为载体的公民间的信任、互惠和合作等维度上。这是因为,与“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结构相联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中国人对自家人和外人的信任既会受人与人之间先天血缘联系的制约限制,也会受血缘关系泛化后所形成的各种拟亲属关系如同乡、同姓、哥们甚至亲密情感关系的影响,从而使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中既包括家属、亲戚和家族成员,也会包括一些与自己具有拟亲属关系的其他外人。因此,在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中,与“己”越近,则关系越亲密,信任感越强。可见,血缘家族关系是制约人是否信任他人的主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关系(包括血缘家族关系和社会交往关系)中所包容的双方之间的情感内涵对中国人之间的信任具有明显和重要的影响作用;中国人根据双方之间的人际关系所确定的有选择倾向性的相互信任即特殊信任,与根据有关人性的基本观念信仰所确定的对人的信任即普遍信任,两者之间并非相互排斥或相互包容的,而是各自独立、无明显关联的。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

 

可是,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国农村社会原来丰富的社会资本开始变得不足甚至出现了匮乏。
1.生产过程中的互助与合作被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互惠互利”取代。
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一方面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易遭损害性特点使得一般个体家庭很难抵抗自然界各种不可抗力因素的袭击。因此,在春播、夏收、秋种等农忙季节,农户难免要向亲属和社区邻居寻求互助合作,以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行。这种基于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的交往与合作关系,本身就反映出一种经济活动中的网络关系特征。然而,调查发现,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民的生产活动逐步被纳入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生产活动“讲效益”的观念开始为个体农民所重视。如今农村生产生活中的许多人情交往都是以货币这种交换形式出现的。比如盖房子时请帮工要付工钱(以前吃顿饭即可),搭村子里的个体运输车进县城要付车钱(以前口头致谢就行),连带有“互助”性质的随礼都出现了货币化的倾向,且随礼的数量越来越大。因此,农户在经济活动中的互助合作关系,不再仅限于一种传统道义上的“无私”帮助,而是更多体现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际交往中的“互惠互利”的原则。正如李守经所指出的,乡村社会的社会关系,“其深层结构是人们之间相互的利益关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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