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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的三种体验类型(一)

作者:不是人 整理:本网站论文网 录入时间:2011-12-13 23:19:41

“伤痕文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一举轰动全国,创造了亿万各阶层读者竞相阅读和争论“文革伤痕”的盛大奇观,也把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演绎到一个后来难以超越的辉煌顶点(文学从那以后就在与影视等新锐媒体的交战中逐渐退居艺术家族的边缘了)。在事过境迁的今天回望,“伤痕文学”之所以产生强大的社会修辞效果,靠的是什么?其中牵扯出什么样的社会修辞与美学问题?答案当然不是惟一的,我这里仅仅从文本的体验类型划分入手去谈。“伤痕文学”的社会效果的产生,与其中表现的特定个人体验契合了特定社会需要密切相关。人的生存体验往往与生存的时间维度相关:过去、现在与未来三重维度交织、渗透在体验结构中,形成复杂多样的体验景观。相比而言,具体的“伤痕文学”文本对过去、现在或未来各有偏重,从而呈现出三种不同的体验类型:第一,指向未来维度的文本,常常在“伤痕”袒露中敢于想象令人乐观的生活图景或远景,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一种乐观主义或浪漫主义情怀,不妨称作惊羡体验型文本,简称惊羡型文本;第二,指向现在维度的文本,更多地注意强化“伤痕”的现在持续绵延景观及其难解症结,并灌注进个人的感愤或感伤,可称作感愤体验型文本,简称感愤型文本;第三,指向过去维度的文本,总是在掀开旧伤记忆的同时不忘缅怀那时曾有过的温馨一角,准确点儿说是冷漠中的温馨或创痛中的抚慰,令人无法不肃然回瞥和动情,这可以称作回瞥体验型文本,简称回瞥型文本。下面不妨结合具体文本,就“伤痕文学”的体验类型特点做出初步描述。
“伤痕文学”中的惊羡型文本,往往突出地刻画主人公和帮手的主导作用以及正义群体在危机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富于乐观主义地想象出成功医治“伤痕”的瑰丽前景。在一向被人提及的刘心武的《班主任》(载《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里,可以看到四种人物类型:第一种是代表追求知识、正义力量的女学生石红,第二种是处在其对立面的代表反知识、反正义力量的团支部书记谢惠敏,第三种则是代表非知识.非正义力量的害群之马宋宝琦,第四种是代表非反知识、非反正义力量的“帮手”张俊石老师。小说写的是帮手张俊石老师如何设法启发以石红为代表的知识力量,医治代表反知识力量的谢惠敏的内伤和代表非知识力量的宋宝琦的外伤。这种设置本身就显示了一种对于治愈“文革”创伤的乐观主义信念。其实,早几个月出现的萧育轩的《心声》(载《人民文学》1977年第4期)已经先期显露出这种模式的大体轮廓:党的正义一方的代表、新任厂党委书记梅雪玉领受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确保重要的科学实验“东方红-9”的电力供应,但遭到代表党内邪恶势力的副书记林江的百般阻扰和“残酷斗争”,与此同时,年轻的生产技术科科长周小梅也受到林江的蒙蔽和欺骗。但在地委书记李为民和军区杨副司令员的支持下,梅雪玉依靠自己的坚强党性、个人魅力和不懈努力终于教育了周小梅,战胜了林江的阴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种相同的人物关系模式在陆文夫《献身》(载《人民文学》1978年第4期)里也获得呈现:正义——土壤研究专家卢一民,邪恶——黄维敏,非正义——卢一民前妻唐琳,非反正义——卢一民的帮手曾书记。而这种模式在孔捷生的《姻缘》(载《作品》1978年第8期)里也可以见到:代表正义与知识的归国华侨青年伍国梁当遭遇代表邪恶的政工副书记“过于执”的压制,同时他的恋人阿珍也可能弃他而去时,代表非反正义的党总支副书记”包青天”给予了有效的帮助,成功地感染和教育了一度动摇的阿珍,并顺利成就了与她的“姻缘”,可以见出,属于惊羡体验型的文本,往往或多或少地会表达出某种渗透进乐观意识的浪漫畅想,尽管它对“伤痕”记忆怀着沉重感。《心声》这样写女主人公梅雪玉:“她意态自若,双目平展,激动的目光已经穿越了这小小的礼堂。她看到了什么呢?这时,她看到了深邃的蓝天上,我们的卫星在遨游,茫茫大戈壁,氢弹正在试爆;广阔无垠的海洋中,我们自制的万吨巨轮正乘风破浪前进;世界最高峰上,我国竖立的红色觇标,发出璀璨耀目的光芒……”这种想象图景所赖以生成的美学资源,与“文革”时期主流文学的资源其实并无根本的不同,这是由那时的相近的文化语境决定的。《班主任》也有自身的想象:“张老师离开石红家的时候,满天的星斗正在宝蓝色的夜空中熠熠闪光。”这里的关键的一点是,每位正面主人公之所以具有力量,那是因为他身后总有神圣帮手(或帮手群体)及时出手相助。这可以见出与20世纪50、60年代的《创业史》相同的主人公—帮手关系模式的内在联系。[1]

“伤痕文学”的第二类文本是感愤型文本。这类文本大胆地直接袒露现实的令人感愤的创伤状况,希望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感愤时事,是这类文本产生的一种通常阅读效果。在卢新华的《伤痕》(载《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里,女主人公王晓华诚然有男友苏小林的陪伴和安慰,但却没有《心声》、《姻缘》等出现的那种党内神圣帮手的引导,因而基本处于被压抑、扭曲或打击的孤独与无助状态。这大约相当于卢卡契意义上的始终充满疑虑和幻灭感的“有疑问主人公”。与《心声》里坚忍不拔的梅雪玉和《姻缘》里沉默稳重的伍国梁相比,王晓华是茫然失措和孤立无援的,原因正在于内心所蒙受的难以愈合的巨大精神创伤。在这类感愤型文本中,已很难看到在惊羡型文本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主人公)帮手关系模式及其关键性行动准则了,那就是:每当主人公遭遇困难或挫折时,总会有代表党的正义力量的神圣帮手出来救助,力挽狂澜或转危为安。取而代之,读者看到的只是,陷于危机或绝境的主人公再也不见神圣帮手来施以援手了。丧失了神圣帮手,主人公的命运势必遭遇和继续遭遇难以解脱的深重危机。使惊羡型文本与感愤型文本得以区别开来的一条基本特征,或许正集中在神圣帮手的有与无这一点上。

同属在当时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伤痕文学”文本,《伤痕》与《班主任》相比为什么更具有令人失望和沉痛的悲剧效果?这可能有如下原因:第一,叙事的主视角不同。前者以王晓华为主视角,使得读者容易进入她的内心,站在与她相同的水平线上同情她,与她同悲苦共哀愁;而后者以作为神圣帮手的班主任张俊石为主视角,则容易释放出帮手所携带的乐观主义信念。第二,主要人物的具体行动方式不同。《班主任》更多地描写张老师如何居高临下地思虑“救救孩子”,而《伤痕》则更多地写王晓华如何独自生活在幻觉与恐惧中"确实,王晓华由于深受“文革”的主导意识形态的蛊惑而与“叛徒妈妈”毅然决裂后,仍然处处受到“从未有过的歧视和冷遇”,“蒙受了莫大的耻辱”,笼罩在”“孤独、凄凉的感觉”中。具体地看,这种孤独与凄凉效果主要是透过她的五次想象态或白日梦状态而显现的。想象一:她在回家的火车上照镜子,映现出神经质的悲伤的自我形象,这加重了她的孤独感;想象二:依旧在回家的火车上,王晓华“想象着妈妈已经花白的头发和满是皱纹的脸”,充溢着对母亲的爱与思念;想象三:她回忆在当年离家出走插队的火车上想象那时母亲的伤心,激发起深深的悔恨与自责之情;想象四:接到母亲有关平反的来信后,恍恍惚惚中想象自己见到母亲时仍被她的“叛徒”身份惊扰,可见她心有余悸,暗示她“伤痕”深重而难以痊愈;想象五:走在上海大街上,预想母女久别重逢时的惊喜,但紧接着却是母亲已经逝世的噩耗,这一前后对比大大加重了小说文本的悲剧效果。王晓华的这五次孤独的想象镜头与张老师与学生的多次亲密接触的团聚场景,显然形成强烈对比。

1979年或许是“伤痕文学”最为热闹的一年,这一年有几个短篇文本相继登场,如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和郑义的《枫》等,从而把已经走上强势的“伤痕文学”推向现在看来是最后的高潮(因为从那之后“反思文学”就抢去风头了)。《在小河那边》写穆兰和严凉姐弟俩在政治扭曲、生存无望的特殊情势下走向准“乱伦”。《我该怎么办》则是让一女面对二夫作痛苦选择,原因正在于“文革”政治迫害所造成的夫妻生离死别的命运。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写劳改局长被诬陷下狱,最后惨死。郑义的《枫》写恋人李红钢和卢丹枫因为“文革”派性斗争而分属“造**总兵团”和“井冈山”这两个对立的造**派阵营,双方为捍卫自以为是的“真理”而相互武斗,最终使得卢丹枫因为不愿做李红钢的俘虏和自己阵营的叛徒而坠楼身亡,李红钢本人后来也因此而被判死刑,他们内心留下的深重伤痕是无法弥合的。这些主人公无一例外地都没有受到惊羡型文本中特有的党内神圣帮手的幸运眷顾,显示出直面现实生活真相的务实姿态和穿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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