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与服务

    (周一至周日 9:00-21:00)
    微信:liu87712531
    微信:lin445385978

    邮箱:87712531@qq.com

    咨询电话:15321970583

网站服务

您当前位置:首页 -> 文学论文 -> 新闻传播学->详细(目前国内最大最全原创最多的免费论文中心)

客服QQ咨询: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无忧论文,为您指导,让您轻松发表,轻松晋级!

字号大小:


“沉默螺旋”与法西斯主义的关联辨析(一)

作者:神马 整理:本网站论文网 录入时间:2011-12-13 23:20:14

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1974年提出的著名传播学假设“沉默的螺旋”,于1994年被引介到我国(1993年出版的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词典》没有这个词条)。现在这个概念已经在我国传播学界普及,通常被用于舆论引导方面的研究。我本人也在《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一书中把它视为一个较为重要的传播理论。当时我只是本能的感觉到这个理论假设可能会被用来造成“舆论一律”的表面现象,因而在介绍这个理论的最后写道:“媒介引导舆论必须首先尊重公众,深刻理解已有舆论,多提供一些选择,以求少出现‘复数的不知’的现象。”[1] 。

2001年潘忠党传给我他写的评论我这本书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情况,使我感到震惊,即“沉默螺旋”理论的提出者诺依曼青年时代服务于法西斯的主流传媒。他写道:

“不可忽略的是,诺埃勒-诺依曼曾经参加了纳粹党的活动。她的理论,虽然是舆论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却带有对纳粹经验的总结成分。诺埃勒-诺依曼的前纳粹党支持者的身份被披露后,曾在传播学界引起极大震动。国际传播学会曾于1997年在蒙特利尔召开的年会上,为这个争议举办了专场讨论,讨论现场人满为患,参与者很多较为情绪化。对围绕着诺埃勒-诺依曼的历史和她的理论展开的争论,见克里斯托芬·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发表于《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6年第43期149-173页的文章《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与她的传播思想的历史联系》(Elisabeth Noelle-Neumann’s ‘Spiral of Silence’ an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ommunication theory);汉斯·马梯阿斯·凯普林格(Hans Mathias Kepplinger)发表于同一刊物1997年第47期102-117页的文章《政治正确与学术原则:回应辛普森》(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academic principles: A reply to Simpson)。我绝不赞同因此否认诺埃勒-诺依曼的理论贡献,但我也要指出她的理论含有驱逐少数意见的成分。对此,有过纳粹经验的德国和有过文革经验的中国同样地需要特别警惕。”[2]

以上文字是至今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唯一涉及这个问题的一段话。我曾经想进一步研究,但无暇去做。直到去年,才得以安排我的学生袁琳撰写这个选题的论文,我们共同完成了对这个问题的探究。下面就这个问题做一阐释。

一、诺依曼“沉默螺旋”理论的几个关键概念

“沉默的螺旋”理论本身,我们已经很熟悉了,这里没有必要重复。为了进一步理解诺依曼的这个理论,她的几个关键概念需要先梳理一下。

1.舆论。诺依曼回顾自己对舆论的认识时,追溯到她1940年写的博士论文《美国舆论与大众调查——政治与报业方面的民意调查》(Meinung und Massenforscheng in USA. Umfragen über Politik und Presse)。她说:“我……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来研究到底什么是舆论,尽管我在博士论文中对舆论进行了探讨,但是我觉得对舆论还是不甚了解”。

1971年2月,她在德国大选中展开调查,发现人具有分辨“多数意见”与“少数意见”的能力,而且能够感觉到“支持”与“反对”观点流动的频率,这些因素导致她开始寻求用新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1973年她发表《累积、和音与公开效果》一文,文中开始出现“沉默螺旋”、“螺旋模式”、“螺旋过程”、“沉默假设”等概念。1974年,她发表的论文《沉默的螺旋:一种舆论学理论》,专题论证了“沉默的螺旋”,1980年形成她的德文著作《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社会的皮肤》。

舆论在某些学者眼中是社会中有责任心的好公民的同义语,因而舆论与“大多数人”、“某一地区的居民”、“现在”、“一致同意”等词语有关。通常,舆论被认为“是舆论调查测量出来的东西”。她将舆论视为一种从众的精神压力,一种不断变化的观点。在任何一段时间里,都有一个可以接受的一致意见,将公众制裁介入那些公开表达的、不能被公众接受的立场。她对舆论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看到了舆论作为社会压力的这一特性。

因而,舆论在她那里被定义为一种虽然备受争议,但人们可以在公众场合表达的不会被孤立的观点:“那些不会因公开表达而受到孤立的观点”(1973年),一种“趋同的压力”(1977年),“不会被制裁的、可以传达的观点”(1979年)。她的学生道斯巴赫(Donsbach)1987年总结了诺依曼关于舆论的定义:“含有价值的,特别是具有道德意味的意见和行为方式,当它以一种全民共识的方式出现时——例如当它以风俗习惯、教条方式出现时——则个人必须公开说出或做出,才不会受到孤立,而当它以一种不隐秘的方式出现,则个人可以公开说出或做出,就不致遭受孤立。”[3]

2.社会精英。她认为“舆论”与“社会精英”之间有关联。精英概念常被定义为:“理性的、自觉的”、“重要的公共的”、“有思考能力的”。“精英意见”被她称为“有效意见”。同时,她认为二者存在区别,精英意见——知识分子、政治家、艺术家等持有的意见——不断地进入到舆论形成的过程中去,但舆论不一定最终会吸纳精英们的意见。然而,精英意见相比其它群体的意见,更能形成一种让人顺从的压力。

3.道德成分在沉默螺旋中的地位。她的舆论观立足于社会系统层面,而不是简单地将舆论视为个人观点的合集。她的舆论观点与“时代精神(Zeitgeist)等同,代表文化和同时代品味的道德趋势。她强调道德和行为是舆论的组成部分,不仅是指时尚和政治概念。

“沉默螺旋”成立的前提之一,在于争议性议题所表达出来的意见,必须具有道德的成份,争论的重点不在于合理不合理,而在于道德不道德。舆论中从众的压力是以道德、美学价值名义“发挥”的,而不是来源于认知判断。问题不在于“正确”或“不正确”,而在于是好的还是坏的。有关于道德问题的舆论会制造巨大的从众压力。

在沉默的螺旋的整个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所扮演的角色极其重要,研究这种意见的螺旋现象,必须探讨当时大众传播上的主流观点是什么。[4]

4.“舆论创造整合”。在以上对舆论认识的基础上,诺依曼进一步得出“舆论创造整合”的观念。她将舆论视为“社会的皮肤”、时尚之法。因此,这种舆论必然具有整合功能,可以防止社会因为个人喜好的不一致而分裂。这种整合会带来痛苦,诸如人需要力图避免孤立而做出妥协、形成一些基本的共同的东西。舆论整合后的产物就是“时代精神”,沉默的螺旋过程就是舆论成功整合的结果。舆论可以稳定社会,部分是因为它具有整合作用的结果。若人们对于政治领域中有关社会基本问题的认识不一致,可能会导致经常的或极端的社会不稳定。舆论还可以给予立法支持,它追求一致(这对个体产生很大的从众压力),建立起规范或制造法律可能执行的规则。在社会危机之中,要求个人顺从的压力会增加,舆论甚至扮演着强压的角色。

5.“积累、和音、公开效果”。诺依曼是大众传播“强效果”论的支持者,她对未来的效果研究趋势大胆地预测:“强效果论能够统治未来!”她认为有限效果论之所以长时期统治传播学效果研究领域,在于以前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缺陷。她提出累积(Kumulation)、和音(Konsonanz)和公开效果(Offentlichketseffekt)三个概念,并指出未来效果研究应该朝这个方向前进。

“累积”把大众媒介的效果视为一种长期效果,是多种媒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产生的效果,媒体信息在跨媒体渠道和一段时间内重复。“和音”,不同媒介的报道有一种相同的趋势,长时间呈现同质性很高的内容时,会取得最大的效果。这种和音是记者们价值判断的一致性、媒介报道的内容相似性造成的。这个特性可以减弱公众选择性感知的作用,加强媒体的作用;同时也可能产生很大的误导。“公开的效果”,意见气候中的强势观点对个人产生压力,媒介中的意见领袖的观点造成“公开效果”,这是媒介效果的主要来源。

她认为大众传播的效果,是这三者相互交织的结果,研究媒介效果的学者不能忽视这三个因素的存在。

6.“孤立的恐惧”。这个概念是“沉默的螺旋”假设中最为重要的前提之一,她认为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由“对孤立的恐惧”来控制,孤立的恐惧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她认为,法律就是很好的利用了人害怕孤立这一特点,如被示众者——虽然没有使其受到身体的伤害,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件难以想象的可怕的事情。诺依曼认为尴尬是一种害怕孤立的表现,这可以从达尔文1873年出版的《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一书中看到。尴尬的感觉是人类社会特性的一种明显的标识,可以在很多可见的身体反应中看到,包括脸色变红变白、出汗、发抖、做出神经质式的动作等行为。

她把“孤立的恐惧”作为舆论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加以详尽研究,并将其量化。当人感觉不到自己的立场受到他人的支持时,对孤立的恐惧就会影响到舆论的形成,人就不情愿表达这种不受欢迎的立场。对于普通人来说,为了避免被孤立和不被他人鄙视,他们会改变自己的观点来跟大多数人的观点保持一致,而不是只寻找一两个与自己观点相近的人。

她还认为,从众行为的产生是因为不能肯定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像长期以来多数人认为的那样,以为从众的前提是大多数人所持有的观点是正确的。

二、诺依曼的社会经历和对她早期从事法西斯宣传的质疑

这个标题下,我们先简述诺依曼的经历,然后阐述关于她的早期历史与“沉默螺旋”理论是否有关的争论。

1.诺依曼简历

诺依曼1916年12月出生于柏林,父亲是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商人、纳粹党员,母亲对艺术和美学有浓厚兴趣。她在中学阶段就表现出对写作的兴趣,创办过一份学生报纸。1935年被柏林大学“报学”专业录取,主修新闻、历史、哲学和美国研究等课程。同年参加德国国家主义学生团(NSDtB),时年19岁。

1937年秋至1938年夏,她作为德国外交政治部送出的交换学生,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学习新闻学。离开美国后,她曾游历欧洲各国五个月。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时,她开始写作博士论文,1940年完成。 1940年,在德国占领法国,从而德国变成“大帝国”的时候,参加新创办的新闻周刊《帝国》(Reich)的工作。不到一年,离开该刊。后来主要为德国的主流报纸《总汇报》、《法兰克福报》撰稿。

1946年,她与德国记者埃里西·彼得·诺依曼(Erich Peter Neumann)结婚。后来他们创建阿伦斯巴赫(Allensbach,意译:汇集小溪)舆论调查机构,长期在联邦德国从事舆论调查。1966年,诺依曼担任美因茨大学大众传播学系首任主任。1972-1991年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系访问教授,兼任《法兰克福总汇报》记者。1993-1994年任德国慕尼黑大学传播系访问教授。

2.第一轮关于诺依曼从事法西斯宣传历史的争论

研究中我们发现,潘忠党提供的一组争论文章是第二轮论战的代表文章,关于她历史问题的争论开始于1991年8月的美国《评论》杂志。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纽约大学营销系教师李欧·鲍加(Leo Bogarft)。他在该期杂志上的文章《民意调查者与纳粹分子》揭露说,1940年诺依曼的博士论文出版了,里面激情洋溢地引用了戈培尔的话:“民众将不会再将自己视为一个个体,而是将自己与别人视为一个整体,一个行动的整体。”她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帮助政治家的建议——通过详尽地表达民意测验来操纵舆论。她说,一份值得信赖的调查问卷不仅可以用来检验其有效性,而且还可以帮助统治者了解被统治者的真实面貌,这样一来,民众对领导的恐惧将会逐渐消失,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将形成良好的关系。在该书中,她还对舆论在美国和在德国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比较:在美国,舆论可以将成千上万的股东联系在一起,为公司的政治服务。在德国,“个人”都是作为“人民”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从这个整体的大脑接受指令,完成任务,通过“头脑”和“手脚”的配合,能形成一些卓越的政治观和文化观,这种情况下,舆论就占了统治地位,其余的则处于被统治地位。书中提到李普曼时,后面特别加上“犹太人”的标注。

揭露文章还多处举例谈到她当时的反犹倾向。鲍加的结论是:“沉默的螺旋”理论可以看作是她将自己经历过的、看到过的现象的精确描述,她的《沉默的螺旋——我们社会的皮肤》一书,跟她的第一本书一样,是纳粹主义的注脚,而不是用来研究舆论的。[5]

几个月之后,诺依曼在《评论》杂志1992年1月号的《读者来信》栏中对鲍加的指责做了回复。关于博士论文中纳粹式的语言,她这样为自己解释:自己的博士论文,使用的是盖洛普民意研究的方式,即将民意可视化,这种方法在一个不能在公共场合中表现自己观点的极权主义国度里中是恰当的。她的导师,预感到这个论文题目将会在政治上不被人接受,所以她在博士论文里穿插了当时的宣传口号,尤其是在第一章和最后一章里。对于论文中解释各种宣传方法如何才能有效地被统治者利用,她的解释是:在这样一个独裁统治的国度里,稍一不小心将会被送入集中营,哪怕是一点点批评。李普曼后面加注“犹太人”字样,是根据柏林大学的管理制度而来的,不是反犹的体现。如果这些文字对某些人产生了伤害的话,她感到非常抱歉。她还提到1942年春天纳粹宣传部要求她组织有关民意调查,她因为这么一个不能被拒绝的任务而感到非常恐惧和不情愿,为此病了3个月。

她还谈到,1942年秋天她拟在《帝国》上刊登一篇有关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文章,戈培尔在第一时间里阅读《帝国》的大样后,立即告诉编辑,将这篇文章撤下来,在未通知她的情况下就将她解雇了。战后,她并未被列入联军的“除纳粹”(de-Nazification)程序,“因为我不是纳粹分子!”,官方的公告上写着“不予起诉”字样。

在同一期《评论》上,其他的文章观点大相径庭。华盛顿德国历史研究所的学者认为,将诺依曼与纳粹主义联系起来有欠考虑。德国一些学者认为,鲍加批评拒绝真实反映自己在纳粹时期活动的知识分子是正确的,但是诺依曼并未有意隐瞒这样的事实,只是对自己的过去保持沉默。她对西德的民主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而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十多位教授的联名文章,则对她关于反犹言论的简单抱歉表示愤怒。 [6]

同一期上,鲍加发表补充文章说,战争结束的时候,诺依曼已经28岁了,并不是像她说的那样为纳粹服务是因为无知。一位德国记者发现了她于1939年7月12日填写的个人简历,上面记载:她是慕尼黑女学生国家团体的主要领导者,还参加了柏林学生领袖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国家社会主义战斗鼓动学生团。她的博士导师杜蔚发(Emil Dovifat)1937年就写过这样的话:“出于对人和人们有很深的了解,以及对人民和大众的出色领导,希特勒对宣传的基本理论上进行了实践,希特勒创造的政治概念对报纸很有启发。”暗指诺依曼的导师是纳粹德国宣传方式的实践者、支持者,说明诺依曼无形中会受到导师的影响。

他还引用了一项由辛顿(Derrick Sington)和韦登菲尔德(Arthur Weidenfeld)完成的《纳粹宣传的机器》研究。这项研究查阅了她当年在美国的活动记载。指出:“诺依曼经常写一些倾向于为国家社会主义辩护和歌颂的文章,发表在大学里的杂志上”。她在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学习时,非常热情地完成了一些宣传任务,1937年在《哥伦比亚的密苏里人》上发表的文章里面写道:“一战后在医药、法律、传媒、电影院和大部分政府部门,犹太人占据了70-90%的主要职位。国家社会主义反对民族的混杂,历史已给了我们这样的教训:大量的杰出国家因为民族的混杂而堕落。”留学期间,她曾在弗罗里达州的一个农场参加了一次由纳粹德国组织的圣诞聚会。

关于她服务的《帝国》杂志,鲍加认为完全受戈培尔控制。诺依曼在1940年写到:“这是一家担负着国家政治任务的媒体”。研究过《帝国》杂志史的普罗斯(Harry Pross)说:“这是一个引诱人们犯罪,试图去让人们产生错觉”的媒体,是德国为了庆祝征服法兰西,在“大德国”的理念下创办的。该刊用华丽的外表,来掩饰其纳粹的本质。

鲍加还揭露,1943年在美德战争爆发前夕,诺依曼撰文指出:“罗斯福数年来一直致力于将犹太人的观点塑造成大众的观点”。

关于这个问题,《纽约时报》于1991年11月28日B16版有过报道。从内容看,报道不够客观,没有采访当时在美国的诺依曼,只报道了鲍加的观点,以及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一位教授和系主任麦尔塞蒙(John Mearsheimer)指责诺依曼的意见。

3.第二轮关于诺依曼从事法西斯宣传历史的争论

这次争论开始于1996年《传播学刊》的夏季号。美利坚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辛普森发表文章《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与她传播思想的历史联系》, 再次将诺依曼与纳粹的宣传思想联系起来。辛普森是研究纳粹时期德国和美国的专家,八年前出版过这方面的专著。文章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诺依曼的社会背景对其科学研究的影响;她后来的理论成果与其在第三帝国的行为的关系。他认为,诺依曼后来的理论就是她在第三帝国时行为的延续。

他将诺依曼在希特勒时代的论著和后来从事的职业仔细比较,指出她在早期形成的观点与分析方法影响到她后来的思想。从她那时的著作中可以概括出这样的观点:怀疑人种、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怀疑社会的多元主义;对于民主的很多方面持明显的鄙视态度,尤其对于社会政治事务中“非精英层”所起的作用持鄙视态度;大力宣传那些对政治有用的研究成果;为德国政府加强对弱势和被剥夺选举权者的统治做出不断的努力。

他还试图用她家庭成员的个人信仰来说明对她的影响:她的父亲原来是一家有声电影装备公司的领导,30年代末期活跃在纳粹组织中,参加了“商业重组组织”,其实就是“雅利安人化”——通过所谓“合法”的形式窃取犹太人的财产,他还是一家迫使集中营里的人从事不光彩事情的公司的主席助理,他加入了纳粹党,编号8185602。

辛普森丰富了证明诺依曼积极参加纳粹组织活动的材料:1939年她在申请加入“帝国作家组织”长达四页的表格提到:1935年秋她成为NSDtB的积极分子,而且为NSDtB的出版物做出了不少贡献。她还指出:“我现在仍是慕尼黑国家社会主义学生团的主要领导,在柏林担任学生团体的领导者”。诺依曼从美国学成归国后,纳粹党全面掌控德国的主要媒体,她经常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文章,擅长撰文谴责那些反纳粹宣传的行为。

她的博士论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对现代社会中政治在舆论中的所扮演的角色进行理论和哲学上的探讨,这一部分的主旨在后来的“沉默的螺旋”理论中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得到体现;第二部分则对当时《舆论季刊》和其它类似的刊物所刊载的有关民意测验的文章进行了回顾;最后,她对二战前夕美国舆论对德国的反映做了一个准确无误的政治报告。

在博士论文里,她声称美国媒体已经成功地制造了反德的舆论,她认为:事实上,大部分美国人对德国和德国人持肯定态度,只是对犹太人、意大利人以及其他人持敌对态度。因为与不同的民族混杂在一起,导致美国民众对德国的好感在减少。美国媒体对德国的负面报道和反德宣传,使得大多数人不愿意公开表达自己支持德国的观点——这一论断是她形成“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发端。她的博士论文在柏林大学新闻研究所完成,这是纳粹德国控制下的最有名的传播学研究机构。她在柏林大学的研究成果,为纳粹党提供了舆论方面的非常有用的数据。

辛普森指出,诺依曼在《帝国》杂志的很多文章并不是被动地遵从纳粹宣传部的要求来写的,因为她显示出其与众不同的才华,是当时最为优秀的年轻女记者。美国有一部批评纳粹分子的电影《独裁统治的日子》。诺依曼认为电影中采用的照片是人为策划的,犹太人掌控的媒体在操控美国反对德国的舆论。诺依曼在《帝国》杂志上公开主张破坏犹太人创办的媒体。

她在1943年至1945年的文章是德国战争的写照,在德国溃败之后,诺依曼渐渐远离戈培尔的宣传哲学,那个时期很多知识分子,甚至是军官,都走的是相同的路子。诺依曼对大屠杀了如指掌,她的丈夫是当时杰出的战时通讯员,埃瑞克·诺依曼发表了很多一线的战争报道,因工作关系,与《帝国》、《法兰克福报》经常有联系,诺依曼就是在那个时期与他认识的。他在1937年加入纳粹党,后来因对纳粹党的政治感到失望,逐渐脱离了纳粹党。

她对舆论的定义是一个极权主义的、试图为社会有权力的精英层重新建立起特权的表现,这些精英层是建立起强大的“社会心理压力”的先决条件——“社会精英发表的观点,有着很大的作用,不管他们的观点是否是舆论的代表”。

在1945年之后,她仍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从“舆论的社会皮肤作用将社会胶合在一起”这个观点出发,1994年诺依曼声称,现在的欧洲生活“缺乏社会凝聚力,迫切需要一些实际行动,施加一些压力,来重新获得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她对文化和社团的多样性持敌对态度。她在长达40年的传播学研究中,一直对自己在成长期的经历保持沉默,她的《沉默的螺旋》一书中,仅仅提过一次戈培尔的大众媒介理论。这个反应正是一个“沉默的螺旋”的典型例子。

辛普森的文章引起了美因茨大学新闻系主任凯普林格教授的反驳,他在1997年的《传播学刊》秋季号上以《政治正确与学术原则:回应辛普森》为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个科学家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与研究成果的质量高低无关,科学家本人与研究成果之间是有区别的。

凯普林格认为,诺依曼只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学生团中的一员,没有参加过纳粹党。在当时的德国,所有要发表文章的人都必须参加作家组织,她的简历写的是自己“有时”积极地参加一些社团组织,但是辛普森有意将“有时”二字略去。

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言论比较起来,诺依曼当时的很多评论是比较中立的,也未对当时的人们造成危害。他带有讽刺意味的指出:“辛普森是万能的,是不可能犯错误的,在知道了所有可能的后果后,站在今天来评判过去的行为,是不恰当的”。

关于舆论定义,诺依曼是采用一种批判的视角来描写舆论中的精英概念的,她也指出精英阶层的观点并不一定是舆论,一些不是精英持有的新观点也有可能逐渐变成舆论。

首页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尾页 1/2/2

上一篇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
下一篇默多克传媒消费主义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