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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现象学刍议(一)

作者:神马 整理:本网站论文网 录入时间:2011-12-13 23:40:05

摘要:本文从现象学角度探讨了节日的含义。从北京春节期间禁放烟花爆竹的法规谈起,继而探讨节日现象是否合乎理性,阐述节日的四种来源,并认为其中最原本的来源是“天地时气交和之节韵”。接着通过一张包含十几个“节素”的表格来分析节日的结构,显示中国、印度、西方节日主流形态的区别。在讨论“怎样过的才是节?”时揭示节日的时间含义。最后表示了对中国传统节日现状的担忧。 

英文题目与摘要: 
Title: Preliminary Discourse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Festivals 

Abstract: The paper inquires the meanings of festival from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Starting from a news concerning the official rule of prohibiting firecrackers in Beijing during Spring Festival, the paper is to discuss whether festival phenomenon accords with rationality, and the four possible origins of festivals among which so-called “the rhythms of seasons or the timing of yin-yang forces” is the primary.  Then, the structure of festivals is laid bare by a table containing 16 “festivalemes”, showing the distinctions among Chinese, Indian and Western festivals.  The implications of time in festivals are revealed in the discourse on “what are the genuine ways to have a festival”.  Finally, the author expresses his worry about the destin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estivals. 

壬午(西元2002年)春节刚过,报上有这样一则消息:“北京‘禁放’法规面临挑战”。  它说: 
八年前,即1993年12月1日,北京市实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最初一两年,春节期间几乎听不到燃放烟花爆竹的声音。没有了烟雾的污染,没有了血淋淋的外伤,更是节省了一大笔钱财——许多人为之欣喜不已。但是,八年后的情形又如何呢?今年北京春节烟花爆竹燃放声音不绝于耳,火警频频。……一位民警曾这样对记者说:在一些大喜的日子里,明明知道有禁放令,但是看到群众那种兴高采烈的样子,就手软了;何况“法不责众”,也不好去深究。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条消息显示出中国传统节日在当代中国的尴尬处境。现行的官方节日中,春节是唯一的一个传统节日,但就是它,也在中国自己的许多大城市中被禁哑了。对于有过以前的春节体验的人来说,八年以来的除夕夜和春节期间,北京和那些禁放城市就如死一般地寂静。尽管年年有除夕夜的“春节联欢晚会”,有“(越来越商业化的)庙会”,但人们还是感不到多少节日气氛。富人们开始以“旅游过节”的方式逃离节期中的城市,但小民们毕竟还想过节,顾不得“烟雾污染”、“血淋淋的外伤”和“一大笔钱财”的花费,  也顾不得受到惩罚的可能,非要偷放那几挂炮仗、几筒烟花不可,其“兴高采烈”让“明明知道有禁放令”的民警先生们都“手软了”。其他官方节日中,人们倒都是规规矩矩,对比之下,这种春节的狂热就更是令人关注。这里边似乎还不止是个“禁放”问题,而是与“过节”这个悠久的人类现象的内在含义相关。“节日”里面似乎隐藏着与人的本性和文化的本性息息相关的东西。 


一.节日的反理性? 
人为什么要过节呢?按照“科学理性”,时间或日子基本上是匀质的,至多有不同的[地球绕太阳]公转位置的不同,但那绝不足以使某些日子具有节庆的意义,使人们对这一天报有如此之多的期待,仿佛在这个时刻就该有某些重要的事情发生和来临似地。理性的人们应该以平常心来度过这些让俗众迷糊的日子,不要为它们改变自己的行为,以致损害身体、耽误事情。但是,我们能想象完全不为节日所动的人吗?尤其是,能设想一个完全没有节日和节日感的人群与民族吗?按照西方人发明的“进步”观,我们能想象“原始”人群的愚昧、贫穷、野蛮,但我们能想象他们不过节吗?答案是否定的。最缺少节日感的人群似乎是那些比较彻底地被观念化理性改造了的人群,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人群,以及一切理性乌托邦中的人群,那里的日子都服从科学的或革命的理性安排,连形式上的过节也是被规定好了的。但那里就完全没有了节日吗?“文化革命”中,连春节也要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度过,但节日感似乎并没有完全消失。唯一让人能想象完全不过节的人群似乎要在未来出现,也就是一种被完全人工理性化了的人群,比如美国电影《黑客帝国》(Matrix)讲的那种“进步”到了能“从管子上生长出来的”,或按照科学规律被克隆式地成批生产出来的人群,连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也是由各种程序(programs)所塑造成的,那么,就确实可以设想,他们是不怎么需要过节的。只要是被父母所育,唱童谣听童话长大,活在由家庭组成的社团、乡土和民族之中的人们,似乎是不会不过节的。 
节里面好象总有某种故事性,或被编造出来的东西。我在美国留学,5岁的儿子刚接来几个月就赶上过西方的圣诞节。为了让他尽快进入西方文化,也为了让他快活,我对他讲了一个老掉了牙的西方故事:圣诞节前夜,圣诞老人会从烟囱里进来,在孩子们床头的袜子里放进圣诞礼物。如果谁是好孩子,礼物就会更可爱。他睁着大眼睛听我讲完,就乖乖地睡了。自然,我们这做父母的就代行“圣诞老人”之职,把买好的与别人送给孩子的礼物在半夜里偷偷塞进了袜子。第二天一早,我被孩子惊喜的叫声唤醒。我同他一样欢喜,因为我看到他的眼睛是发光的。但是,他上一年级以后,逐渐开始知道这里面的名堂了。最后有一天,在圣诞节又快到,而大人们又提及什么“圣诞老人”之时,他胜利地向我们宣布:“That’s a lie!”(那是个谎言!)。我多少有些悲哀。孩子长大了,懂事了,但也失去了些什么。他戳穿的是那比较纯朴和可爱的故事。这种早早的“去魅”使得美国社会需要更强刺激的故事,比如成人们有华尔街的、比尔·盖茨的、克林顿的、好莱坞的故事,孩子们则有迪斯尼动画片的、迈克尔·乔丹的、校园枪杀案的故事。这些故事,绝大多数美国人在一生中可能会戳穿它一些,但总也不会被完全戳穿。 
是不是西方的节日过于人格化(圣诞节、情人节、复活节等),而我们的大多数传统节日,比如春节、元宵节、中秋节,因为比较自然,就过得比较理性呢?毫无疑问,中国传统节日与西方传统节日在这一点上有重大不同(以下将讨论),反映了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不同取向,但我们似乎还是不能说中国的节日是完全理性的,如果这“理性”是指一些人心目中的实证理性、功利理性或概念形而上学的理性的话。比如农历(夏历、阴历[实为阴阳合历])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和八月十五中秋节,与天象(月圆)和自然时间有关,而月圆可以被解释为象征团圆。但这种理由绝不足以说服“理性”相信这两天应该被特殊化出来,当作岁首和中秋的团圆节,那么有力地影响了传统中国人的行为和感情。其他月份中也有月圆,为何不被特殊对待呢?如果正月有某种特殊性的话,八月的特殊性在哪里呢?何况,元宵节被视为“灯节”、“上元节”,要祭神(太一神、门神、床神、紫姑神),吃元宵和观灯,“万民同庆”;中秋节则祭月、吃月饼、送瓜求子等;这些就更是说不清楚其理由的“风俗”了。如果说圣诞老人在圣诞节之夜从烟囱里进来送礼是谎言的话,那么元宵一夜掌灯[可]娱神、中秋送瓜[可]求子、九月九日重阳登高可辟邪之类的说法是否也是谎言呢? 
让我们想一下,什么是严格意义上的谎言呢?明知是甲,却说成非甲,或说成乙。我对孩子所讲的“圣诞老人”,确有谎言之嫌。即使这样,也还有回辩的余地,比如我可辩之曰:“我相信有精神上的圣诞老人,家长不过代行其事。”说中秋送瓜可求子、重阳登高可辟邪就更有模糊之处,很难说它们是严格意义上的谎言。贬者或讥为“迷信”,褒者或赞之曰“追求幸福之良风美俗”。当然还可以问:这种追随节日风俗的行为中有没有(萨特意义上的)“自欺欺人”呢?人们每年如同候鸟一样,在春节、中秋节之前千里迢迢地赶回家去过节团圆,到底为了什么?为什么它们与平常的假日差距那么大?从实证理性的角度讲,人们确实可以不过这种节日,不花费这么多时间和金钱,而并不真的缺少了什么。现代都市人也似乎正在变得有些“节冷淡”起来。看来,任何节日中都有超出了观念化理性和实证理性的维度或成份,人们之所以自觉地或身不由己地过节,是出于某种既非谎言亦非实证理由的潜在动力。 


二.节日的来源 
这个问题可分为两层来讲:一是节日的根本来源,回答“人为何一定要过节?”这样的问题;另一层是关于具体节日的文化和历史来源。下面依次而论。 
“节(節)”在中文里的原意是“竹节(節)”,  含有“[两段竹子]相交”和“界限”之义。所以,就有“节气”、“节奏”、“符节”、“礼节”、“大节”、“名节”、“节俭”、“节度”等词语。从这两个基本含义,衍生出了其它的一些意思,其中较重要的有:“命运”、  “和合”  与“习俗之佳日”。最后这个意思就是这里所谈的节日了:“令节三秋晚,重阳九日欢”(宋之问:《九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为什么是“令节”和“佳节”呢?因为天地阴阳时气在此交和,形成了时令的节奏(注意“九九”这个数字的结构),所以“令节”即意味着“美好的节日”,又意味着“时机化了的、时令化了的日子”。这样看来,“节”对于中国古人不是外在、偶然的,而是天、地、人本身的存在方式与节奏,是万物与人生的和谐之处,该讲究之处。简言之,节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这应该是节日的最原初的来源,即来自天地时气交和之节韵。这一“原节”特点在中国传统节日形态中表现得最为充分。根据大略的统计,中国较重要的传统节日大约有20个,  其中来自日月时令交会的,或与之有关系的有16个,只有正月初七的“人节”、四月八日的“浴佛节(释迦牟尼生日)”、七月十五日的“中元节(鬼节)”和十月十五日“下元节(水官大帝诞日)”基本上没有时令意味,其他如春节、立春、元宵节、上巳节(三月三日)、清明节、夏至节、七夕乞巧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等,都与时气节奏大有关系。就是几个表面上与时气无关的,比如端午节、腊八节、送灶节(腊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细查古制,也有时令的讲究。“端午”为“阳极之日”,故《风土记》曰:“端者,始也,正也。五日午时为天中节,故作种种物辟邪恶。”在汉朝时人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见于《风俗通》。  “竞渡(以悼屈原)”、“斗草”等风俗或为后世附加者。腊八节不只出自佛家或释迦牟尼成道日,在中国古代早已是“腊祭”之日,在宋代之后才与佛文化融合。送灶节虽是“灶王上天日”,但因属于春节的大范围,亦有时气。元代之前还盛行春秋社日及腊祭,  多半因异族摧残而消亡。印度的比忽节(春节)、拜蛇节(印历五月五日)与时令有关,日本的新尝节、樱花节及不少从中国传去的节日亦是。西方古代的酒神节(酒神在春天复活)和万圣节(丰收时节,又是鬼节)也有时令气息。 
节日的第二种来源是各民族的传说、神话和宗教。中国传统节日中,以上提及的那几个非时令节即属此类。伊斯兰教的开斋节、西方的圣诞节、复活节都源于兹。印度文化中这类节日最为丰富,比如霍利节(洒红节)、十胜节、点灯节、克里希纳诞辰节、湿婆节、保护节、罗其密(财神)节、哈奴曼(神猴)诞辰节、象头神节等等。 
节日的第三个来源是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比如各国的建国日或国庆节一般都有相应的历史事件。西方国家的节日中起源于此的居多,比如愚人节、  感恩节、情人节、退伍军人节(纪念一次大战结束)、哥伦布日等。这是早已形成节日的,另有一些由政府规定,正在形成之中的“节日”,比如美国的1月15日马丁·路德·金诞辰日,已是全国放假日;2月中旬的总统日(华盛顿总统诞日);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女王诞辰日。不少“纪念日”还没有真正形成节日传统,比如刚提到的马丁·路德·金日和总统日,还有印度的甘地生卒纪念日、泰戈尔生卒纪念日等。东亚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民族中这些“诞辰节”很不发达,除了一个西传而来的“释迦牟尼诞辰”之外几乎再无其他,甚至孔子诞辰、老子诞辰也未成节日。 
节日的第四个来源是国家、政府、议会的行政设定。当然,这种设定一般都有某种来头或背景,比如某个历史事件或某个名人的诞辰忌日等,但它们靠自身在目前绝不足以形成全民族的节日,而是靠行政规定才取得了假日身份,再加上一些庆典、仪式,勉强冠以“节日”之名。在美国这样传统浅短的国家,这类节日不少,比如美国的母亲节、  父亲节、  劳动节。  在日本有植树节、文化节、体育节、敬老节、成人节等。 
总之,传统的中国、印度与西方的节日各有特色,其主流分别与第一种(时令)、第二种(传说、神话与宗教)和第三、四种(人事)起源关系密切。如果节日的首要来源或本性属于人事的话,那么人从理论上讲就似乎可以不过节;如果首要的来源是第二种,那么节日从根本处就是偶然的。但是,如果节日的真正来源是第一种,那么节日与人的生存方式本身就有内在关联,只要人生活在与天地沆瀣一气的自然节奏和韵律之中,那么就总有某些日子是“节”,即相交相和与标志界限的时刻。人在在那些时节之中就会感到各种不寻常的意义和气氛,于是就有可能形成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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